靠什么制止部门间踢皮球

投资诈骗已成一,如若长期陷入两部门的互踢皮球之中,而无官方调查程序跟进,则更多的受害人还将被卷入其中。无论公安部门还是工商部门,在接到报案时,都应接受并立即依职权展开独立调查。

若是行为性质从法律上看显属违法或显属犯罪,那么职能部门一味推诿塞责,就有明显的不作为之嫌。但“投资诈骗”并非可简单地归入刑事犯罪,也并非仅是行政违法。“投资诈骗”本身并非一个独立的罪名,而仅是市井俗语,其内涵和外延均极为模糊。这类行为是否应由公安机关追查,还得根据具体情况来判定那些境外投资公司是否已经涉嫌“诈骗罪”或“合同诈骗罪”等刑事罪名。刑事立案的两个必备条件一为有犯罪事实存在,二为需要追究刑事责任。这里的“犯罪事实”和“刑事责任”只能是在受案时警方基于现有证据材料的初步判断——问题在于,如何来判断警方的判断不是一种推诿呢?

警方基于案件管理的规定,拒不接受此类案件还有它的政策依据。多年来,以刑事立案为由插手经济纠纷一直是治理的对象。警方拒不接受“投资诈骗”案件乍看起来还像是在远离“利益”。但稍作分析我们就能知道,“投资诈骗”案中投资许诺在很多时候并非合同的绝对义务,投融资本身存在一定的风险。花钱评估后投资方却不投资,也可能存在一些正当的理由。如果投资公司确属恶意与律师事务所串通,来骗取引资方的巨额调查费用,要查证这种“恶意”也相当困难。作为稳定获利的律师事务所怎会主动承认“恶意”而自断财路?对境外投资方的调查也存在诸多的不便。一些境内律师参与策划的“投资诈骗”往往在合同上隐藏着不少对受害人不利的条款,而受害人又往往缺乏对合同的谨慎审读而盲目签署。要将这些直接表现为“合同纠纷”的行为证实为诈骗犯罪,确有不少的难度。在“不破不立”的司法潜规则下,基于对侦查难度的预估,公安机关以经济纠纷为由拒不接受,确是一个推诿塞责的好借口。

当然,侦查的难度绝非公安机关不予接受受害人报案的理由,不能肯定是否存在犯罪事实也并非立案的前提——就像某地发现一具尸体,初看上去无法判定是自杀还是他杀,而这恰恰就证明了有侦查的必要。投资诈骗已成一,如若长期陷入两部门的互踢皮球之中,而无官方调查程序跟进,则更多的受害人还将被卷入其中。在笔者看来,无论公安部门,还是工商部门,在接到受害人报案时,都应接受并立即依职权展开独立调查。工商部门的违法调查与公安部门的立案侦查并非是“非此即彼,只取其一”的关系,而完全可以并行不悖,互通有无,相互支持。面对投资诈骗的多发势态,两部门均应及时公布调查的最新进展,并利用公共媒体向社会发出警示。一旦在具体的个案调查中发现确属违法或犯罪,也可以相互移送案件,依法处断。

对于行政部门之间的大踢皮球,当事人无所适从。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归咎于行政诉讼的功能尚未得到较好的发挥。如何降低诉讼门槛,并给法院依法独立裁判提供更多的制度保障,仍是一个未竟的话题。只有当受害人在面对行政部门不作为时,能够及时且方便地从法院寻回正义,行政部门基于畏难情绪而大打太极的推诿塞责才会大大减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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